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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欧环境下的中英关系
作者:朱洁 | 文章来源:www.ftchinese.com | 更新时间:2019-03-04 14:12:00

  朱洁:中英合作已有一定基础,英国脱欧可能加快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进程,但难以改变中英间长期存在的一些分歧。

  自2016年公投以来,英国脱离欧洲联盟(欧盟)的进程一直占据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,反映并继续影响英国的内政和外交现状。英国议会针对脱欧方案的第二次投票将近,在此环境下的中英关系在不同领域、短长期内会面对哪些机遇与挑战?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)的第11届中国发展论坛上,政、商、学界的专业人士们作出了各自的解答。

  金融合作优势的延续 

  在不少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想象中,脱欧后的英国会从“欧洲的”变成“世界的”,拥抱欧盟之外更广阔的合作机会,而中国无疑将是最大的机会来源之一。

  专家们认为,这种想法在部分金融经贸方面实现的可能性较大,这是建立在脱欧前中英两国长达十余年的相关合作基础之上的。

  伦敦在国际金融中的优越地位,和中国经济体的巨大诱惑力,使中英在外交方面具有“搁置政治、金融先行”的可能性。中信建投国际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杜洋,从事国际金融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多年,在论坛上综述了中英在金融经贸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果——2012年,在外交关系因政治事件跌至谷底的背景下,中英两国央行签署了三年期的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/200亿英镑的中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。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有助于应对短期流动性问题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、提振双边贸易。之前人民币左冲右突,一直只能进行“先周边,后拉美”的区域化发展。这是中国第一次和G7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,而伦敦更是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交易中心,象征着人民币开始被成熟发达的金融大国接纳。2014年,伦敦赶在巴黎之前率先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;2015年,英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(亚投行)的主要西方国家。中英关系在时任首相戴维o卡梅伦(David Cameron)和财政大臣乔治o奥斯本(George Osborne)领导下进入“黄金时代”。公投脱欧后英国政府更迭,短期内对冲击到“黄金时代”的延续,所幸卡梅伦-奥斯本执政期间埋下的种子不断发芽,如今伦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。

  汇丰集团前主席范智廉爵士(Sir Douglas Flint,见文首照片)则将脱欧背景与其它大国战略结合起来观察。作为英国对华“一带一路”特使,他表示伦敦处于全球资本市场核心地位,与其比肩的只有纽约;而纽约协助一带一路项目的意向有限。伦敦金融城在全球基建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资融资,有成功经验和技术自信。同时因欧洲与中亚、非洲在地理上接近,如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并为这些地区带来长足发展,能直接为欧洲带来地缘稳定、缓解移民问题。因此欧洲金融城也更有政治意愿参与到一带一路中。此外,在中美贸易战中,非美国公司也更有机会捷足先登,英国跨境支付公司万里汇(Worldfirst)甚至为了顺利接受蚂蚁金服的收购,关闭了美国业务,可见该交易吸引力之强。

  脱欧环境下的政治挑战 

  然而,金融合作的顺利推进,不能掩盖中英两国在一些根本政治问题上的长期分歧。一枚硬币有两面,脱欧带来的政策独立,也使英国可以更自由地出台鹰派对华政策。

  本月,英国国防大臣加文o威廉姆森(Gavin Williamson)发表演讲时表示,英国应该利用脱欧的契机,扩大全球影响力,加强与美国联盟,以对抗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。他认为,英国需要一支更强大的武装力量,做好准备用硬实力来维护英国国家利益。他还称,载有F-35战斗机的英国皇家海军新航母“伊丽莎白女王”号将要在太平洋地区巡航,其中包括前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地区。这一言论引起了舆论关注和争议,传言英国首相府和财政部对威廉姆斯的说法也有不满,因为这给财政大臣菲利普o哈蒙德(Philip Hammond)赴华洽谈贸易的计划带来变数。

  前欧盟驻华代表团参赞查尔斯o帕顿(Charles Parton)认为,英国不会因脱欧而在国家安全等核心问题上做出妥协。这里的国家安全定义宽泛——包括保护陆海主权、信息技术安全、打击网络攻击和商业间谍活动等。

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埃里克o贝格勒夫(Erik Berglof)教授则认为,中英关系的短期挑战在于脱欧后的英国可能必须更依赖美国,对中国的政策将更加反映美国对华立场。而长期的挑战,则来源于不同的政治系统。

  范智廉爵士则相对积极,他认为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会有相对紧张的时刻,英国外交手段比较折衷,偏向于用沟通交流而非公开施压来寻找解决方案。对于长期会存在的问题,两国政府要成熟地承认并理解它们。

  查尔斯o帕顿也提到,中英两国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机会,比如处理全球污染、气候变暖,加强人道支援、联合国维和行动等。当然,英国脱欧本身让人质疑它在这方面的行动力——欧盟是走在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最前沿的跨国联盟:成员国放弃部分国家的主权而最大化并分享共同利益(如放松边境而换取市场、就业及自由贸易),或为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而放弃部分利益(如冷战结束后欧盟接纳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)。它曾是世界走向“后主权时期”的希望的灯塔。然而英国脱离欧盟,可以被看作是回到更现实主义、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上,未来它对多边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投入,要画上一个问号。

  综上所述,中国和英国之间合作原本已有较深厚的基础,脱欧可能加快某些方面的合作进程,但不会改变中英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些政治分歧,此外美国变幻不定的政策也将继续对中英关系产生影响。在与英国“选择性合作”时,也要意识到英国政府不是一块铁板,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分配,会给既有合作模式带来变数。克劳塞维茨(Carl Von Clausewitz)说,在激动人心的时刻,刚强者的见解和信念却像在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,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。希望中英关系能不断前进,变中取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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